清朝保路运动历史事件介绍

论剑历史网 - www.16261.net/2021-04-08/ 分类:中国历史/阅读:
远在西南腹地的四川是保路风潮最激烈的地方,除了成都平原,全省是以山地丘陵为主,清朝末年的四川并没有铁路,为什么会因为要修建铁路这一民生工程而闹起巨大风波?为什么说保路风潮是促成辛亥革命的导火线?这是一段似乎人人都有听闻,但其实可能并不大了解 ...
远在西南腹地的四川是保路风潮最激烈的地方,除了成都平原,全省是以山地丘陵为主,清朝末年的四川并没有铁路,为什么会因为要修建铁路这一“民生工程”而闹起巨大风波?为什么说保路风潮是促成辛亥革命的导火线?这是一段似乎人人都有听闻,但其实可能并不大了解的历史

  一、修建铁路的背景:到底是“民营”还是“国营”?

  甲午战争后,鉴于铁路对国防的重要性,清朝决定筹集资金自办铁路。因资金匮乏,还是从国外贷款为主。1897年,利用外资修建的津卢铁路建成通车,卢汉铁路、粤汉铁路、津镇铁路相继上马,到1904年,先后建成铁路一万三千余里。

  随着铁路项目潜在巨大利益,许多办洋务的官商觉得眼红,纷纷向官府要求允许民间资本进入。用外资官办的建路确实存在不少问题,铁路的管理权、用人权、稽核权、购料权都由洋人掌握,一旦中方借款到期还不上,外方就会把铁路占为己有,势必严重危及国家利益和安全。

  清朝原本在1897年初就成立铁路总公司,考虑自己独立建造铁路。不过,在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、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大臣看来,民间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修筑铁路,原则上这还是一种与洋人谈判拉锯的筹码。

  经过盛宣怀等人一番运作,1898年4月,清朝又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《粤汉铁路借款合同》,将粤汉铁路的承建权交给美国人。没多久,不但英国不大满意由美国人占据华南地区巨大利益,就中美双方在铁路附近开矿问题上也产生分歧。

  美方私自将三分之二的股权卖给比利时万国东方公司,湖北、湖南、广东三省绅商强烈要求收回路权,这时清方才真正向民营商办倾斜。

  拖到1903年,官府明确宣布对民营铁路公司不再派监督总办等角色。又颁布《铁路简明章程》,允许各省官商自集股本兴修铁路干线与支线,商办的铁路公司开始陆续建立。1906年,航运、铁路、电报、邮政等统归邮传部专管,其中的重头戏就是铁路建设。到1910年,民间各地成立了17家铁路商办公司。

  这几年间,清朝在民间激烈反对情绪推动下,也收回了一些铁路路权。比如粤汉路权已转给美国的华美合兴公司,但中方找到美方违约的证明把路权收了回来,不过高了一倍的675万美元赎回承建权。此后,各省商绅于1905年至1908年都发起赎回沪宁铁路、苏甬杭铁路、广九铁路承办权的行动。

  所以,清末的保路原本涉及不少省份。但从另一方面看,正如盛宣怀、张之洞等人所虑,虽然民众是出于爱国心,但民间商绅大多数并不懂洋务,同时缺乏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,要独立自主建造铁路几无可能。

  虽然清朝官府将这一事务允许民间商办,但各地实际无法筹集到修路所须的巨额资金。其中还有一个客观现象,官府迫于舆论压力,对修路一度放松管理,实际各省各自谋划,缺少统一督导,修路标准不一,根本没有互联互通的打算,使得自主修路也成为一锅乱局。

  即便当时做得比较好的粤汉铁路公司,花了约1000万,实际只铺设了40英里铁路。

  当时澳籍华人雪珥对民营商办铁路评价说:“面对铁路这一资金、技术、管理饥渴型行业,民营资本不仅先天疲软,而且其腐败与内讧,因比国有企业缺少监督和制约而变本加厉。17家民营铁路公司,家家都是乌烟瘴气、丑闻迭出……”

  再到1911年,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等再次建议朝廷宣布铁路干线国有,原本是一项必要措施,但官府做法失当,毫无协商善后的意思。这一举措的背后虽说有收拾乱局的初衷,但同样还是涉及盛宣怀打算同外资四国银行借贷还债之意。

  因此,最终保路风潮的性质渐渐起了变化,原本是从单纯国人为了保护路权而与洋人有不满争夺,变成了掺和国内民间与官方的复杂冲突。

  保路纪念碑上浮雕,当时四川并没有铁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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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、四川铁路筹办陷入一场“扯皮”

  四川铁路问题的爆发,起因在端方受盛宣怀推举出任川汉粤汉铁路总办大臣。端方本人并没到四川,而是到两条铁路的枢纽武汉待着。

  当地的湖广总督瑞澄与端方暗中较劲,端方就逼迫四川总督赵尔丰尽快完成铁路国有。盛宣怀在背后要与四国银行继续完成交涉,利用铁路修筑权向外国借总额为六百万英镑。激起湘、鄂、粤、川人民的反对,尤以四川最为激烈。

  四川当时并没有铁路,整个西南地区就云南毗邻越南法国殖民地,境内有法国人在1903-1910年完成的滇越铁路云南段,是当时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,也是中国的第一条国际铁路,从昆明直通越南,全长480多公里,时速不到40公里。直到今天,云南部分地段还把这一小火车作为旅游项目在使用,因为法国人当时的铁轨只有一米宽。

  清末由云南法国人造的米轨铁路

  四川修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、商人、地主,还有大量农民,占很大比例,之前总督锡良成立川汉铁路公司,首期筹划武汉到重庆段,这是改善四川以山地为主,便于省内乡绅、民众或出行、或买卖的一项重大举措,虽然有摊派的嫌疑,但毕竟得到省内各地民众响应。

  忽然朝廷朝令夕改,宣布“铁路国有”不说,还拒不归还四川的股金。

  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,四川分担赔款已200多万两,再加上修路的民间“租股”,令许多平民百姓喘不过气,保路史料称川民“卖妻鬻子、倾家破产者不知凡几”。

  6月13日,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,由罗纶起草文章,逐条批驳,并联合2400余人请求王人文代奏朝廷,希望能够退还股金。1910年底,川路公司已经实收股金1198万两,其中,官府投资23万两左右,巴蜀商人投资245万两,普通民众缴纳租股达928万两。这些钱究竟有没用到修路让人十分怀疑,当时公布有用于铁路公司的办公经费花费200余万两,投资铜元局损失200万两,在上海投资橡胶生意损失300多万两……似乎根本就没有用于筹划修路。

  从武汉到重庆的实际铁路数据几乎为零,按当时工作进度,推算要完成川汉铁路至少需要90年。可想而知当时川人对“铁路国有”举措的失望和愤慨……所以,巴蜀民众强烈希望官府将股金退还,但官府对此居然敷衍塞责,大有侵吞之意,还对当时的民间保路组织,怀疑被同盟会等操控,形成一种敌视,终于四川民众对清朝官府的不满激变成了1911年轰轰烈烈的保路风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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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11年9月7日上午,总督赵尔丰称北京有好消息,将四川保路同志会,四川省咨议局、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的首脑蒲殿俊、罗纶、邓孝可、张澜、颜楷、胡嵘、江三乘、叶秉成、王铭新等人哄到督署看电报,随即加以逮捕,企图以此打压保路行动,顿时将这一风潮的性质来了一个大变化,激起全川上下的同仇敌忾之心。

  赵尔丰对保路同志会进行大搜捕,还对同情他们的群众下令开枪,击毙群众数十人,还下令三日不准收尸。

  保路的悲剧酿成一股全省的大变,最终成为武昌方面的导火线。

  三、四川保路风潮为什么会是武昌首义的导火线?

  对于涉及在保路风潮中显得心狠手辣的赵尔丰,本来是前总督锡良一手提拔的心腹。

  从锡良在山西任巡抚时,赵尔丰就被任为静乐知县。1903年,锡良调四川总督,赵尔丰跟着入川,先后任永宁道、建昌道。

  赵尔丰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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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赵尔丰为人勇敢果决,在地方就素来以严酷著称,很受锡良赏识。当时在川西藏区进行改土归流,赵尔丰成绩显著,受到朝廷嘉奖。在锡良离开四川以后,就让其接任,不久赵尔丰还前往任驻藏大臣,由其兄赵尔巽顶替到1910年。

  赵尔丰回到成都以后,其兄调去东北。四川的保路呼声已经十分强烈,很多人对赵尔丰在这股风潮中是一个大反派人物。朝廷在这一时刻派赵尔丰回任四川总督,显然就是希望借助其果决勇猛的手段,为盛宣怀、端方顺利完成铁路国有举措。

  但是,实际上这场悲剧根本不是赵尔丰的本意,他就不希望对此采取过激方式。之前,赵尔丰与其兄赵尔巽常有联系,对四川局势变化一直很清楚。赵尔丰认为“四川百姓争路是极正常之事”,他一面开导民众,一面电恳内阁“筹商转圜之策”,甚至他还请求朝廷查处盛宣怀。

  但朝廷方面十分依赖盛宣怀筹款,对赵尔丰所陈四川民情置之不顾,反而电饬要求从速解散群众。赵尔丰处于任上被逼无奈,只能执行命令。所以,赵尔丰才有诓骗保路各方首领到督署看北京电报一幕,希望对一伙保路组织首领施压,但没有效果,最终才变为强硬手段,无视民众生死。

  到9月中旬,赵尔丰紧闭成都城门,各街加兵防守,封锁邮电交通,加派人手搜捕同志会成员和青年学生,查缴所有宣传保路的报刊,激起巴蜀各地保路同志军揭竿而起。成都附近州县广大民众都参与进来,称呼同志军或国民军,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、龙鸣剑、侯宝斋、张捷先、张达三等人率领下围攻省城,在城郊红牌楼、犀浦等地与清军交火。十余天内,“每县数起,每起数千或至数万”,据说达20万之多。

  不管是否有正规组织,与清军战斗不下数百次。赵尔丰一面派兵,一面通电求援。清廷急调六省派兵赴川,又催促端方迅速启程西上“查办”。

  四川保路风潮遍及全省,重庆为川汉铁路修建焦点,重庆乡绅民众在出资修路方面,为全省之最。1911年抗议重新收归国有大会,重庆有6000民众聚集在万寿宫、禹王庙反对官府再次出卖路权,认为事关“生死存亡”。周边各县各级保路组织团体纷纷成立,连妇女界都成立了五六百人的保路团体。

  重庆保路风潮与成都的区别是,一开始就属于同盟会梅树南、朱之洪、刘祖荫、李时俊等人的领导,有鲜明的斗争方向,与成都蒲殿俊、罗纶等倾向实行立宪主张不同。

  最后一部官修史书清史稿总编撰是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

  全川保路大会举行期间,重庆方面朱之洪到成都,事先就表态:“蒲、罗均未足与谋”,认为同盟会应把握时机,鼓舞民众加入改天换地的新潮流。因此,朱之洪与龙剑鸣等在成都的同仁联络,随后赵尔丰手段强硬,成都发生罢市罢课,重庆紧跟步伐,当地日本、德国等洋人都看出危机,全川保路风潮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。

  9月底,在吴玉章、王天杰领导下,荣县率先打出独立旗号,因调集数省清军赶赴四川解决危机。10月,武昌新军才顺利取得了辛亥胜利。

  武昌胜利也鼓舞全川上下争取胜利,11月,重庆新政府成立,赵尔丰见大势已去,释放蒲殿俊、罗纶、张澜等人签订新条约,也组成以立宪方为主的新局面。

  1911年底,同盟会尹昌衡为首的新军攻入成都,蒲殿俊、朱庆澜等出逃,赵尔丰被枭首,成都改组为新军控制的协作团体,然后与重庆方谈判,新任四川都督府都督尹昌衡、副都督张培爵在成都就职,致电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,报告全川实现新的统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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